姜利 重症“仙姑”希望快点回到正常生活状态

　　新京报：如何看待“重症八仙”这个称呼？

　　姜利：“重症八仙”其实只是ICU人的缩影，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我们依然在坚持，具体是哪几个人不重要，体现的是历次疫情中重症医生的作用，象征意义更多一些。

　　8月26日下午，北京下了一场暴雨，圆满完成郑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任务返京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姜利，看到了雨后难得的彩虹。从这一天开始，她又要进入14天的集中隔离期。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身为“重症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姜利也和其他7位重症医学专家一样，多次应召出征，虽然8个人再未有机会同框出镜，但他们经常会在不同的抗疫一线小规模相聚，携手在当地救治重型、危重型患者。

　　棘手的郑州疫情充满挑战

　　今年7月31日，刚刚经历了洪涝灾害的郑州市，又突然出现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这一次的疫情，发生在作为境外输入定点收治医院的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也是一家综合性三级甲等传染病医院。传染病合并新冠肺炎，导致了郑州疫情中患者的治疗更加复杂棘手。

　　在第一批感染、传染病及感控专家抵达之后的第二天，姜利被紧急派往了郑州。这一年多以来，姜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紧急出征。从8月3日到8月26日离开，她在郑州待了三周多。

　　这次的感染患者中，包括了艾滋病患者及结核病患者。“据我们最后粗略统计，新冠肺炎患者中，超35%合并了慢性传染性疾病。”姜利说。

　　和历次任务一样，进入定点医院后，姜利和其他几位专家就开始摸查患者的基本情况，从里面挑出可能会发展成重型的患者。姜利说，重型患者一般在诊断的第二周左右出现，病情开始加重，数量也开始增加，越往后面发展重症医生的担子越重。但幸好，第一批被判定有可能发展为重型的患者，被提前送入了ICU，而这也是历次疫情以来，重症医学专家们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

　　由于郑州疫情的特点是患者合并症多，姜利与其他专家组的专家们每日在各个病区进行多学科会诊，克服诸多困难，完成了全部患者转运工作和重症患者的筛查预警，短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流程，并在临时组建的ICU里和当地ICU的医护人员一起，完成了近30例重症患者的治疗工作。

　　救治工作取得喜人进展的同时，姜利的身体在高强度工作之下也发出了“报警”。由于肩颈出现了问题，她不得不戴着颈托、贴着膏药，咬牙坚持在一线工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教授告诉新京报记者，因为姜利的带病工作，加上重型患者增多，重症专家人手不够，他从张家界被紧急调往了郑州支援。管向东抵达郑州时已是8月16日，此时的局面与此次疫情初期相比，已经步入正轨。与姜利会合后他开玩笑地说：“多亏你们，我来了已经是天堂。”

　　ICU里的暖心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ICU病房充满了冰冷的仪器，但在重症医学人的心里，它应该是有温度的。无论是在新疆、郑州，还是其他地方抗疫，身为女性的姜利，体现出女性细致、温柔的一面，去温暖“冰冷的ICU”。

　　在郑州疫情中，患者群体中有病情轻重不同的一家人。“郑州疫情中一些比较重的结核病患者需要家人照顾，而支援的医护人员是逐步调派，并非一开始就全部到位，所以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请他们的家人也进到ICU，一方面能照顾生活起居，还能够聊聊天，减少患者因住在ICU而产生的焦虑”。姜利说。

　　就这样，即便不是重型患者的家庭成员，也作为陪伴者被安排进入了ICU。而在普通病房，也会尽力将一家人调整到一个病区治疗，让分开的家人在一起，这是每天的早交班中专家们要完成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姜利看来，这样暖心的小细节安排，在精神上给了患者很大的鼓励。

　　其实，这样的做法此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就曾实践过。但姜利也强调，这仅仅是特例，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与其照顾不周，不如找个“帮手”，“我觉得这个决定蛮对的。”姜利说。

　　走出武汉至暗时刻，“重症八仙”小范围团聚

　　与此后的抗疫经历相比，姜利把武汉抗疫早期比做最黑暗的时刻。但也正是有了那部分经历，为以后抗击疫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20年1月25日，姜利出发前往武汉。上一次参与抗疫，还是2003年的SARS疫情，近20年过去了，刚到武汉的姜利连防护服都不太记得应该怎么穿，现学现用后，便在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现任副院长)的带领下，一脚踏入了金银滩医院南六病区的ICU病房。“满眼都是红色报警，所有机器都在发出最刺耳的报警声。”

　　金银潭医院是一家传染病医院，尽管在当时拥有不少呼吸机、高流量氧疗，称得上“土豪”，但由于从未带动过如此多台呼吸机和氧疗仪，氧压不够，导致机器此起彼伏地报警。姜利回忆，之后没多久，医院的院子里便竖起了几个大氧气罐，氧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靠这种方式来应对的。

　　此外，看护重型、危重型患者真正需要的是ICU专业医护。“这部分人员在当时严重匮乏，无论是在数量还是比例上，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姜利说，此后随着支援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大家逐步摸索出了治疗规律，国家版指南也一版接一版推出，武汉逐渐走出了至暗时刻。

　　武汉重型患者清零后，“重症八仙”先后撤离，2020年4月27日，姜利返回北京，而这，并不是结束。

　　一个多月后，姜利又出征了。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暴发新冠疫情，姜利与杜斌、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在地坛医院会合。“重症八仙”中的三人在地坛医院再次并肩作战，也让他们又有了一个别称——“地三鲜”。“去了这么多地方，干得最轻松的一次就是在地坛医院，咱北京的医院得夸夸。”姜利说，北京地坛医院的这支队伍，从武汉疫情开始就一直在工作，防疫等机制也一直在运转，等到新发地疫情暴发时，已经运行得非常高效。

　　此后，姜利又参与了乌鲁木齐、石家庄、青岛、郑州的抗疫，每一次出征，都可能遇到“重症八仙”中的其他人，自新冠疫情以来，他们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支援各地抗疫之上。

　　“在一个地方还没把椅子坐热乎，又出发了。”从疫情初始至今，姜利已有两百多天处于外出状态。“我希望快点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姜利内心所想，也是每一个人所愿，希望新冠疫情早日过去，一切回到正轨。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编辑:张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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